大清朝最后一座风水城台北

福建巡抚岑毓英是最早为台北建城做规划，他的风水观是以恒常不动的北极星作建城工程的基准点，使南北轴线有所依据，因而形成方形城池、城开四门、十字形街道，重要轴向为南北向的建城腹案。他在任期间完成部分公共建筑及主要街道，但城墙尚未动工。台北可算是中国大清朝最后一座按风水选址与规划的城市，其开府建城的过程，首先在光绪元年(公元1875年)六月，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上疏奏摺，奏请清廷于艋舯创建府治，曰：“伏查艋舯当鸡笼、龟仑两大山之间，沃壤平原，两溪环抱，村落衢市，蔚成大观；西至海口三十里，直达八里坌、沪尾两口，并有观音山、大屯山以为屏障，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：非特淡、兰扼要之区，实全台北门之管”。

然而，岑毓英在光绪八年(公元1882年)五月十13便受命内渡，署理云贵总督；虽然当时知府为陈星城聚，但是城工大任便由有筑城经验又深谙堪舆的“台湾道”刘墩接任继续督办。在《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》中记载：“台北府城，前经岑宫保亲临履勘，划定基址；周径一千八百余丈，环城以濠：均已兴工从事于畚揭。刘道意昨复到勘，又为更改规模；全成旧定基址均弃不用，故前功顿弃不用，故前功顿弃。估其经费，应多需银二万余元。在工人役掇禀抚辕，求为定夺。此事究不知若何办理也。“刘墩是以山势的走向作建城的参考，认为岑毓英规划的台北城”后无祖山可凭，一路空虚，相书属凶。 ”，故而更改城墙的方向，使北城墙后方有七星山可以倚靠，而城内已有建设则保留当初。

在连横的《台湾通史·卷十六城池志·台北府城》当中描述：“光绪元年，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，择地于大佳腊堡。四年，知府陈星聚谋于绅士，捐款二十余万两，以五年正月起工，八年告竣。”

不过其中记载的时间有误。知府陈星聚上任后，于光绪五年(公元1879年)开始募款及收购土地工作，划定台北府城的城基与街道，而同年城内亦已有台北府衙完工。台北城内原为水田，故此时筑城工程乃以先以土地夯实为先，陈星聚在预定城墙线上植竹培土，望三、四年后能承受城墙重压。因此，光绪六、七年，因土地松软城墙先未动工，城内则先建台北府衙、文庙和考棚。光绪七年(公元1881年)福建巡抚岑毓英来台，亲巡台北府，随即督促陈星聚筑城工作，定下建城规模、孢台等安排妥当。光绪八年(公元 1882年)正月二十四日台北城正式兴工。当初台北城的建造地点，选择在艋胛和大稻埕中间的一片水田之上。在当时台北地区繁华的市街中，尤其艋舯与大稻埕更是盛极一时，然而建城地点却选在两地之间的水田区，主要原因有三： (1)基于风水上的考量。(2)因建城须有完整而宽广的土地以供建设，而此区正合此需要。(3)府城建此，不仅可平息艋舯与大稻埕的建城这争，又能将两市街的繁荣连成一气，照顾到与其他河港聚落的联系，是非常理想的选择。

前述自开始筑城时，发现这片冲积而成的水田，无法承受城门和城墙的重量，因此迟迟无法动工；再者，清末积弱官府财力匮乏，到最后由官府的主持与辖下三县(台北府辖新竹、淡水、宜兰三县)之士绅捐款，工程的展望才有起色。

台北城的市街及衙署等街道系统是由岑毓英所订，而城墙方位系统是由台湾道刘礅所规划，由知府陈星聚督工兴建，后刘铭传又建巡抚衙门、布政使司衙门、武庙、天后宫及西、番学堂，才为日后所测绘之台北城全貌(图2).在连横的《台湾通史》中对台北府城的记载曰：“初辟五门：东日照正，西日宝成，南日丽正，北日承恩，小南日重熙。面东北两门又筑一郭，题日：岩疆锁钥”。既成，聚者渐多，其后复建巡抚衙门，遂为省会。“台北城筑完成之后，于是台北盆地的重心逐渐移人城内，进入另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
台北城在清朝的风水选址以及方位的布局，对于台北城市发展的影响力，似乎涵盖台北政经、文教、商业中心区域。